郭娟=文

陈果显然是被媒体问烦了，一共就那么几个问题翻来覆去地说，他又是个口无遮拦的人，说多了还不让报，那还说它干吗？可他又是回归十年那么“恰当”的一个采访对象，脑门上写着个“香港制造”的大标题，而制造《香港制造》的1997年，也恰恰是他电影事业的真正开始，这十年，于他，于他的电影，他的香港，似乎都太应该在此时此刻做个总结。我并没开口，但他已经开始用“我这十年”说话。 他这十年马不停蹄，“香港三部曲”、“妓女三部曲”一路拍下来，直到2005年拍完《饺子》，那个片子多少有些商业，他说，因为资金等等的问题，不过他还是用了独立电影的办法去拍，何为独立电影，他也不加以说明，反正认定了自己所拍就是。1993年那部最早的导演作品《大闹广昌隆》现在有时还被电视台拿出来晒晒，每每就有好事的朋友打电话，陈果，你那个烂片又在电视台放了，他笑，又一转说，其实不是个烂片。四年后的一切已经初现端倪，他有他的偏好和坚持。 不过经历却是段落式的，拦腰一截，做了好多年的副导演，要不是下决心推了许鞍华《半生缘》的活儿，也成就不了《香港制造》，陈果说，那一年，他觉得是他的时候来了。 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神来之笔”，陈果说说得玄一点就是老天在帮忙，中秋和阿珊在坟场一场，突然就天降大雨，一众人躲在车里正愁着，坟场里升起了大雾，前面分明是个阳光普照的镜头，他说不管，就这么剪接了进去，不合逻辑的，非现实的，他得意，说太美了。 他开车带我们去太子道附近的一家茶餐厅，没车位了，便大剌剌地把车停在路中间，我说这都行啊，他也不理，径直往店里走，直到聊到一半有人在外边骂他挡道，他才跑出去。茶餐厅的格局照例局促，冷气开得足足的，从他背后的镜子里看得到外边湿漉漉的霓虹招牌和匆匆飘过的各色雨伞，这街景他再熟悉不过，他的工作室就在附近的某个二楼，他说这条街小姐很多，常常在茶餐厅里等生意，一个电话过来起身就走。这情境后来就出现在了《榴莲飘飘》里，这么一个看上去不吝的人，对生活的观察却是一点不含糊，视线在小街巷和破败的木屋区来回搜寻。扛着机器去拍黑社会的时候心里也是怕的，可是拿DV未免太容易了，他较着这样的真，把镜头伸向那些餐厅里坐到深夜的古惑仔在白晃晃的灯光下倦怠的脸。 他说《细路祥》也是太子道啊，就在旁边那条街。唐楼、冻柠檬水、脏水坑，新马仔和小人蛇，那些旧人情，那个脏乱差又满是细节的香港，他当然不是个写实派，他有那么多的主观，可谁敢说代表了一个真实的香港呢？香港，就在各种变形的影像里被了解和误会。不那么讲理的话，已经能把这城市拍出切肤之感了，缺少些知识分子的自省又如何？何况眼前这位心里也分明是装了一个“他城”，睁着眼睛在看，往往就没有顾忌地直抒胸臆了。 《去年烟花特别多》里有那么多的情绪，故事一波三折，够戏剧化，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虚构。解放军进城的影像好多是7月1号当天拍的，那天下大雨，他们带的胶片都是daylight，硬拍出来，一片灰蒙蒙加上混乱，用了，也合适了戏里种种的纷乱和不确定。他还不罢休，让一群警察扑向一个抱了西瓜的少年，说当时可不就是那么紧张，一边认真，一边又好像是有意在玩笑。 家贤爸爸劝他加入黑社会，说回归就是换个老板嘛，共产党以前不也是社团来的，劫富济贫，挺好。这种话也就好在电影里出现。陈果说中央电视台采访他，他刚说中国如何，立刻被纠正，得说内地，说真的，社会结构都在变，大陆的人没有从前淳朴了，香港就更糟，那么多拍马屁的人。他的妓女三部曲没拍完，因为第三部想拍“红色娘子军”，从前铁幕国家里出来女孩子，前苏联的，南斯拉夫的，跑到中国做妓女，但实在太敏感了，也一直没开始，虽然这两年一直在休息，但电影总还是要继续拍下去，也许还要拍到内地去，像《榴莲飘飘》里东北那段，我说拍得真好，他一脸“早就知道了”的表情。 香港人说拍电影是“捞偏门”，旱涝不保的行当，想搞垮个把朋友，就拉他们给你的电影投钱。陈果自喜，每部片子还算有盈余，独立电影也不见得是往绝路上走。不过哪里有钱去做青屿大桥放烟花那样的大场面，那天无事，拉上李灿森到海边，李也不明就里，导演说你就在人群里走吧，后来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李灿森走进人群，开枪杀人——一个补拍镜头，烟花爆裂的声音遮住枪声，李灿森离开人群，他的表情平静游离，已经不是那个满头大汗的少年中秋，他的人物都跟着电影长起来了，一环扣一环的，彼此匆匆擦肩而过，在香港市声嘈杂的街道上。

 

郭娟=文

香港几乎是全面禁烟了，无论餐厅、咖啡馆、酒店，甚至街道。许鞍华说她现在差不多每天都来铜锣湾这家酒店地下的酒吧，这是她能找着的惟一可以随意抽烟的地方。服务员过来打招呼，是老顾客了。

一路过来她给我指点着铜锣湾的这些小店铺，她说她常来这边买衣服，告诉我哪些是香港本地的牌子，哪些贵到没有必要进去看，夏天的衣服不要超过两千块吧，她说。我问起她平时的生活，她说我其实不是个典型的香港人啦，典型的香港人是可以同时干好多事情的，看电影时可以同时打手机，听Mp3，一天约会六个人，再塞进去两个就觉得自己赚了，可以吃这顿饭的头再赶下个局的尾，“看电视就是不停地换台，连我妈都是。我觉得这不好，已经变成常规了，其实有些人你不必见，这是我的观点，他们就觉得我很老，没有机动性。”当然香港也有香港的好，合作精神，人之间的尊重和距离，职业化，这些让她觉得舒服，“没有一个单一的人可以代表香港，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各种政见，各种态度。”

说电影

“再说以前的事情，我觉得好累”。

她在很长的一段对话后的间歇说，因为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好奇心和不断的发问，她很随和，说了许多，不时被我们的问题和意见逗得大笑。我们问起“越南难民三部曲”， 抱着一种社会学式的关怀——你是很早意识到用这种方法同社会发生关系吗？她说没有啦，她69年在港大毕业，去英国念了电影，对社会的了解并不多。回来后电视台找她拍一些写实和紧贴社会的东西，很自然地接了这个工作，刚开始拍便衣警察（CID）时连什么是CID都不知道，然后是廉政公署的宣传片，拍的时候很好奇，搜集了不少资料。越南难民的故事也是有人找她来拍，从第一部《来客》到《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搜集的资料都用了上去，“其实不是一个计划，很多是人家拿了题材给我来拍，所以后来有了三部曲，我自己都有点莫名其妙，都是机缘巧合”，她说，“不过也是我个人的选择。”

她对那些旧事的描述都很平淡，没有太多历史风云和大悲大喜，她爱用“机缘巧合”来形容，但每一步的选择，又都非常坚定。

他们曾被称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一代，都是电视台的同事，私底下也是朋友，她说其中徐克和谭家明可能是真的有创意的两位，是真正处心积虑，用了艺术家的态度来表达，对于她，是个更浑然的过程，“一直沉浸在片子里，很少跳出来看，当然隔了三五年你要跳出来看一下自己做了什么，如果一直像影评人那样看自己的片子的话是不行的”。她说新浪潮的时期对她来说是个历史契机，自己也在想怎么样才能有一个继续存在的价值。

然后笑了，说每次跳出来看就觉得好烦啊，不是人过的日子，在里边一直不停地做还有些乐趣，拍电影是有些疯狂和不合逻辑的，节奏快，压力也大，面对的很多都是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她受的是精英教育，但拍电影反而是一个去精英化的过程，尽量本土化，尽量不谈概念，组里的人不接受你谈概念谈美学，那就找到一种合适的工作方法来沟通。

就是不喜欢好莱坞那种，她说，什么都是想好的，随便哪个导演来拍都可以，“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要到拍完之后才想，哦，原来我是喜欢那么拍的。我根本不能忍受都设计好了再去拍，那时已经不想拍了。”

“就是你的气质跟当时的那个气质、规范都交流得很好，要不就是你建立另一个规范，不然你就在那个规范里边努力地生存，所以这么多年我已经不怕了，你就找你的东西，然后找最好的方式去做。”

去大陆拍片子，二十几年前她就去过了，只是现在大家意识到合拍不能以香港为主，要兼顾大陆市场，但什么能拍什么不能，还都在试，《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略微变形的人物形象也是在试，香港对内地的浪漫化和误解同内地人对香港的误解，都存在，贾樟柯可能要拍香港，好事情，试吧，可能有新的东西出来。

说到香港电影为什么下滑，她说真的不要问我啦，被问得头痛，很多时候是资金的问题。都说香港电影差，光说是没有用的，想办法吧，就像在大陆面对审查，每个地方都有规矩和问题，现在大陆很多人已经选择在审查前自我审查了。我问她怎么看娄烨的《颐和园》，她说她之前也有怀疑，是否拿了政治和性去争取暴光率，看过之后觉得不对，“他是从一部分学生的角度去看，反而是一个很个人的看法，很早以前的一种说不出来的忧郁跟躁动。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拍戏很像，我们拍戏，没有想把一个政治的目标弄得很清楚。” 戏里那些性，她觉得是非常诚恳的东西，不是唯利是图去挑战规范，可能表达上还有一些问题，都是在试。“他在表达一个不是那么具体的东西，可能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表达出来才知道，所以我非常佩服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感受考虑清楚，不一定是对的，可能你自己的感觉你都不知道，过了很久才知道当时的时候尊重自己的感觉就是错不了的。”

“旁观者都会觉得导演和演员都像马一样，状态好不好啦，这趟赢了，人生不是这样子的，人家这样看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你自己不能这样看的，你老是站在旁边看自己怎么跑你不用活了，这个可是想了好久才想通的。”

我说怎么办，写出来也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许鞍华，她说没有关系，写人物跟拍电影一样，总是要夸大某个方面来营造一种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但又要写实，所以就难。

关于营销的2.0,最近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但也不乏听到一些人这样的论调：也没啥新东西嘛，还不是“新瓶装旧酒”？做生意嘛，还不就那么回事？有啥2.0、3.0等等......

到底营销的2.0与传统的营销传播有什么不同？以下是一个绝妙的案例，或许可以给到大家一点启示。

 「动感黄球」让小学生动起来

营销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巨大而快速的改变。其实体验营销、网络营销、手机营销、游戏广告、消费者创造内容等这些新奇有趣的名词其实并不重要；随着时间演进，可能还会有更多名词将被创造出来。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看待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新营销工具。在真实世界中，营销人通常会运用超过一种以上的营销工具，在不同的接触点与消费者创造交流。如何使各种营销方式彼此契合，而且对消费者产生意义，正是营销人的挑战。接下来，看看一些全球著名的营销 2.0 案例，用什么样的创意与消费者交心，以及用什么样的思维创造出品牌与消费者间的价值交流。

政府倡导广告通常都非常无趣。然而，面对小学生过度肥胖的问题，美国联邦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没有采用陈腔滥调的政令倡导广告，反而推出有趣的「动感黄球」（Verb Yellowball）系列活动，聪明地创造了一股令全国小学生为之疯狂的运动风潮。

当美国联邦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开始决定对小学生倡导运动习惯时，才发现实行起来真是难上加难。这些孩子就是因为不爱运动才会过度肥胖，加上大部分的小学生根本听不进去什么大道理，要倡导运动习惯谈何容易。如果连每天一起相处的爸妈及老师都使不上力，其它人更是想都不要想。

美国联邦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及广告公司陷入苦思。虽然对于该用什么营销方式才能达成任务毫无头绪，但是双方一致否决单纯以电视广告沟通的做法，并且清楚知道，一般的营销方式绝对不会奏效。经历几个回合的提案后，大家几乎要放弃这个困难的任务了。有一天，负责的官员听到广告公司的新提案，忽然眼睛一亮，一致认为：「没错，用这招就对了。」

这石破天惊的妙招其实很简单，就是利用50万颗让消费者（小学生）忍不住想玩的黄色皮球，开始爱上运动，换句话说就是寓教于乐。这50万颗黄色皮球上面都印了三个简单的指令：1）尽情地玩这颗球；2）到官方网站输入这颗球的号码，与大家分享你如何玩这颗球；3）将这颗球传给另一个小朋友。

首先，小学生把一些球寄给了自己喜爱的名人。营销团队除了在媒体上创造议题，同时宣告这些名人将会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与全国的小学生接触，造成小学生的热烈讨论及期待。接着，有些球被悄悄地摆在小学生的家门口和学校里。拿到球的孩子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跟其它小朋友献宝及玩耍。有些球经由小学的校园活动发送，也有些球经由街头游击活动，出奇不意地分送给小学生。

由于每颗动感黄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号码，小学生可以随时上网查询任何一颗球身在何处，还有别人如何玩这颗球，甚至发现有些球被转手了好几十次。大家藉由这些查询，得知有不少球经历了相当有趣的旅行。其中有一个真实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住在美国东岸的孩子，因为看到别的同学都有拿到球，而自己却没有，不禁懊恼不已。于是，央求爸妈也去找一个球给他。爸妈实在拗不过，只好到购物中心买了各式各样黄色的球给他。但由于球上的号码是无可取代的，这个小学生终究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动感黄球。几天后，孩子的爸爸远赴西岸出差，碰巧在朋友家里看见朋友的孩子有一颗动感黄球。他已经玩过球并且愿意转让给其它小朋友。这位爸爸兴奋不已，小心翼翼地带着这颗球坐上飞机、带回家给孩子，结果得到了全家英雄式的欢迎。这颗动感黄球不仅意外地从美国西岸旅行到东岸，透过这颗球，这两个孩子也变成好朋友，几乎每天都会上网分享彼此的学校生活。

在这个典型的营销2.0 案例里，身为接触点的50万颗动感黄球，本身就是沟通的内容。孩子跟这颗球互动得愈多，就愈能达到预期效果。除了货真价实的实体互动，网络上的精采内容也由小学生创造。他们关心自己的球来自何方、经历过哪些事，也非常关心别的小学生跟他们的球之间的故事。营销企划中发送球的方式以及街头游击活动，创造出有意义的接触点与小学生互动。这个营销案没有铺天盖地式的讯息轰炸，而是靠着几个令人惊奇的创意接触点精采出击。

动感黄球活动在小学生当中造成大轰动，家长也跟着热中。不少没拿到球的小学生家长还拚命在各大甩卖网站上搜寻，想要买到动感黄球，好让自己的孩子参与这个活动。动感黄球的营销策略中没有老套的政令倡导讯息，避开了孩子对教条可能会有的反感，而是利用生动有趣的方式让小学生主动参与。令人惊讶的是，事后调查发现，参与过动感黄球活动的小学生的运动量，竟然比没有参与过的多了三分之一。

营销 2.0 的精神在这个营销活动中完全彰显。如果政府机关政令倡导的营销案都可以采用这么有创意的方式，并且得到预期结果，营销人的未来绝对机会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