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空无碍白云飞

我们评选城市形象宣传口号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不应该是自我欣赏，也不应该仅仅只是一场宣传活动。而应该是借宁波城市形象宣传口号的征集活动，明确宁波城市定位，明确宁波城市品牌的核心价值，并且，借宣传口号的高效传播，唤起包括宁波人、浙江人、中国人、华人乃至世界上所有的人对宁波的关注、向往与行动，到宁波来旅游、投资、置业、安居和发展等，促进宁波的持续发展。并且，凭借宁波城市的战略定位，来指导我们对宁波这一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那么，宁波的唯一性、权威性和排它性定位是什么？如何提炼宁波城市品牌的核心价值？要找到这一定位，需要我们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宁波作为一座城市,其独特性在什么地方?

 

在我看来:宁波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可能是中国发展最为均衡的城市,是中华哲学思想精髓---“中庸”思想的实践版,是中华“和”文化的杰出代表!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1、  宁波是集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典型城市，古有河姆渡文化遗址，同时又是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

2、  宁波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均衡发展的城市，政治逐步清明，政府服务逐渐高效，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文化发展欣欣向荣；

3、  宁波是政治经济文化名人辈出的城市，政治有蒋介石等，经济有包玉刚、董浩云等，文化有范钦、黄宗羲、余秋雨等；

4、  宁波是经济均衡发展的城市，投资、出口、消费均衡发展；从经济结构上来讲，农业、重轻工业和服务业也比较均衡；从资本性质来讲，民营、外资与国有资本均衡发展。

5、  宁波是生活休闲与努力工作并重的城市，既有务实实干精神，又懂得享受生活。

 

基于以上几点，所以，我们把宁波称之为中华和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和谐思想的现实演绎，似乎并不过份，而这一点，放眼整个中华大地，除宁波外，似乎很难找到第一个城市具有这么鲜明的特点，这么妥贴地体现了“和”文化的内涵。“中华和城”，个人认为实至名归。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为什么不称为“东方”或“中国”和城呢，是因为，个人认为，宁波城市的宣传对象，不仅是面向西方人，也包括广大中国人，而“东方”的概念，有过于偏向针对西方人宣传的感觉。至于用中华而不用中国，是本人觉得中华更有历史的意蕴，也有着更为广阔的包容性。

 

从文化、精神与城市灵魂的层面，我们提出了“中华和城”的概念，那么，在物质或地理属性层面、在心灵感受与情感利益层面，宁波又有什么亮点呢？

个人认为主要是两个词：

 

“幸福”      “水”

 

正因为宁波的和谐发展，所以，在宁波这座城市中生活与发展的人们，普遍感觉到比较幸福。心灵充实、物质丰盈，生活与工作状态良好。前些年，宁波在一次具有影响力的城市评比中，被评为“最有幸福感”的城市，恐怕也是这个原因。而“幸福”，不就是所有的人们都在孜孜以求的，人生最为美妙的境界么？

“幸福”----可以说是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之一，对于所有的人，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将是致命的诱惑。幸福不仅仅只是物质的富有，或者精神生活的丰盈就可以做到的，必须是精神、情感与物质的完美平衡。从这个角度来说，幸福恰好是“和”带给所有人的独特而又强大的显性利益。

另外，从地理属性而言，宁波与水有着不解之缘，既有三江交汇穿越整个城市，又有远东优质深水良港----北仑港。大海的深邃与博大，河水的灵动与秀美，孕育了宁波人富有冒险精神但又脚踏实地，目标坚定但又懂得权变，做事果断坚决但又懂得欣赏美、享受生活的独特人文情怀。

 

“中华和城，幸福水都”的宣传口号中，前面用“城”，表达古老，后面用“都”，突显时尚。增强了传播口号的传播效果，且进一步深化了宁波城市的特色。

 

口号不是一个漂亮的句子，它是“决定性的、系统性的、持续性的市场第一推动力”，是一座城市真正的市场导向的战略定位的传播符号。

我爱宁波

“中华和城，幸福水都！”

这段时间才算得上是真正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艰难岁月。

一个人的压力有多种：生存、金钱、感情、健康、思想....很不幸，最近似乎全部碰上了。

苦心经营的生意，似乎进展不好；进的MONEY不多，要花的似乎太多，房贷、租金、国家税收、人员费用、生活费用...五花八门，似乎象一条无边的河；好了又闹，闹了又好，情感似乎大海波涛；脑子呢，创意好象变少，思维仿佛沉滞，创见难觅，心思也浮；那最本能的身体，也来点毛病折腾一下。

一个词:窒息。

还未过去的大地震，见证了太多生命的逝去，又见证了太多生命的坚强。死去是一种不幸，活着，其实有着太多担当。

写博客的心思也少了，任这领地荒芜了不少时间。今夜随意浏览了某些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博客，发现大家都各自精彩的活着。背后有什么辛酸，从其中似乎难以觉察，但鲜活的生活，的确感染了我。

看来生活有时需要欺骗，需要精彩来提振精神。－－－－因为谁都知道，没有绝对精彩的生活，虽然本人浏览的这些朋友的博客表现出来的以美居多，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他她们都热爱艺术的原因吧。

抉择是一道难解的题。

关掉坚持了多年的公司，离开这座城市，选择一家真正有专业追求的公司，谋一份还算体面的职业，对于本人来讲，或许不算太难的事。这样做的好处是：眼前面临的一切困境，即刻便会消逝80%，而对未来的影响究竟会怎样，现在确实难以评估。

打造一个品牌，建立一番事业，是心中所愿，但或许超出我之所能。左冲右突，仍无破局，其中心境，可想而知。

今日六一，九岁小男孩林浩勇救两同学，看得让人疼爱。募然回首，原来自己九岁时，也已经开始独自住校上学、上山砍柴、砍伐茅杆赚点小钱补贴家用了呢。看今日林浩模样，小小的个头，稚气的脸蛋，忽然觉得，九岁其实还是一个幼小的年纪，而我过去却一直以为九岁已经不小了，也从未觉得九岁开始做那些事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来看，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在那么幼稚的时刻曾做过那么多的事情，虽然这些事情在我们那里家常便饭，虽然也不如小林浩舍己救人，但相比现在的情况，也足以令己警醒了。

是啊，同样的自己，幼小年纪不得不担当，最终过来了，也并未觉得有多少痛苦；那为什么二十多年来，经历过的事情更多了，知识与能力更丰富了，承受能力更强了，生活条件更好了，为何反而快乐远不如前，恐惧更加多了，担心更多了呢？

是分担压力的人减少了？是想得太多？是人为设想困难太多？是思想太复杂？是心态不再年轻？是心中希望不再有？是害怕失去？是有所依托后的保守？是不够勤奋？......

一切似乎都有，似乎都不完全。

年幼是家贫而不得不，现在是有所选。这恐怕是问题的根源。

抛弃所谓的艰难岁月吧！

回归童年，开始成长！

除了爱，我本就是一无所归依的少年郎！

 

江南大雪。雪花在窗外从从容容地下了一整天。

新年第一次写博客。想起一个朋友写到的一只康熙瓷碗 －－“看到过康熙年间的一只珐琅彩的瓷碗。深黄的底子，绘着深红和深紫的牡丹。做这瓷碗的人好像很有闲，每一片花瓣都画得精致入骨。深红的那朵，正开到极处，深紫的那朵，还在含苞，但却有无限的生机。我看得仔仔细细，这分明是盛世才有的牡丹。”

盛世的牡丹，应该是从容的牡丹。

如果2008年是一个盛世，一切是不是也应该象窗外的大雪一样，是从从容容的？我们能从容的回首，从容的思考，从容的了望，从容的写每一个字，从容的评判每一个事件吗？我们有心思把一片花瓣都画得精致入骨吗？

我觉得很难。这是一个人心浮躁的盛世，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盛世，这是一个半遮真相的盛世。

自《激荡三十年》完成之后，一直没有写字。
不写字的原因，是在内心原谅自己的懒散。我已经忙了三年多，好不容易从火线上连滚带趴地撤下来，也应该给自己一点放纵的时间。我无法声色犬马，我不会肉池酒林，我没有行走狂歌，我总可以，不写字吧。就一个月，不写字。

不写字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新生的彷徨与恐惧。在那本书中，我掩盖和克制了太多的忧患－－我觉得在那样的文本创作中，我没有资格把这些情绪内嵌在应当客观冷静的事实叙述中。其实，在很多人看来，我已经太感性和抒情了－－而此刻，我却开始被这些情绪缠绕。

也许历史上的每一个盛世都是骗局。

【】不写字，在看书。

《不顾诸神》，爱德华·卢斯。关于当代印度的美国式观察，笔调类似奈保尔，好比一辆奔驰车开过泥泞的东方乡村。

《中国纪事》，许知远。在中国的观察家中，唯许知远的笔调酷近奈保尔，他新出版的《中国纪事》是又一次放弃整体体例的文本尝试， 这种写作手法非常的精致和迷人，倒算得上是一种“盛世的写作”。这家伙没有送书给人的习惯，下次见到他，要让他改。

《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F·米什金。对后进国家的金融体制研究很成体系，可以与萨克斯的《贫穷的终结》放在一起读。

《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黄昏时分，你看到花朵一朵接一朵在落日中闭合，此时，你不由得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即面对着茫茫大地上这盲目而梦幻般的生存而产生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惧感。”这是下卷的开卷之词。

《安迪·格鲁夫传》 泰德罗著。他写的《影响历史的商业7巨头》是近年看到的最优秀的商业读本，此书中规中矩，堪称上乘，是方兴东推荐给我的。

【】

雪下得还很大，今天晚上约人在胡雪岩故居中吃饭。

定的那个厅据说是胡氏当年最宠爱的小妾所居，掾高屋大，冷冷清清，四壁已无体温。想当年，中国首富一家人，雪夜围炉，暖一壶黄酒，不知他们说的是哪朝旧事。

我们能够无比冷静地在岁月中苍老吗？

 

 

这段日子过得乱七八糟的,似乎也比较忙,但成果不多.心情也比较烦躁，好在，国庆节到了。可以回老家好好休息一下了。

今年决定自己开车回家，来去行程超过两千公里，呵呵～～可以好好过把开车瘾了。

路线早就确定了，具体如下：

宁波-奉化（甬温高速）-金华（甬金高速）-衢州、常山（杭金衢高速）-（往开化方向）华埠（G205）-白沙关（省道17）-婺源、景德镇（景婺常高速）-九江（九景高速）-黄梅、黄石（黄黄高速）-武汉（武黄高速）-- -京珠高速—咸宁
（除常山至白沙关80公里是国道和省道外，其他是高速公路。全程约1100公里。）

一路上，有几条高速都是新近开通的，想必路况不错。另外，还要经过婺源、庐山等一系列有名的风景胜地，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顺便玩一下。

自己开车，累是有点累，但想想大好秋光，沿途美景，倒也心旷神怡。

每一个人对于故乡的感情，都是一段永远也挥之不去的独特记忆，因为那里留下了自己生命中太多的欢乐时光。当然，也会有许多不那么愉快的记忆，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出身贫寒的人而言，成长的过程还是比较艰辛的。但回想起来，还是温馨的时刻居多。

想起逐渐年迈的父母，温暖中隐隐有一丝丝惆怅，感慨岁月之无常。想起前几天与一个朋友在深圳聊天时，他讲到：我们总是亏欠父母的，他们从来不图什么回报，几乎是天天挂念着自己的儿女，而儿女呢，往往是长假时才偶尔回去看一趟，还被当作客人对待。是啊，或许在外面，我们能够成为“债权人”，可是，在家里，我们总是“债务人”。我们也该尽心做点什么罢...

 

 

沟通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恐怕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年轻时其实不懂沟通，但我却总是相信，很多事情，通过沟通，可以慢慢来解决的。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虽然自己似乎更懂得沟通了，但却经常发现：也许有些东西，其实是一辈子也无法让某人真正理解的。人与人之间，也许注定有着这种不和谐吧。在特定的某两个人之间，这也许是“永恒的死结”。
越优秀的人往往越孤独，或者说，优秀的人注定是孤独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因为其优秀，其对自我的期待、对人生的理解、对世界的态度、对生活的体悟等，往往与别人与众不同，而这种不同，如果与之沟通的对方，或者没有足够的才华，或者没有足够的经历，或者没有宽广的胸怀等，往往对同一事物的理解，注定就会不同，而这种不同，却不是一方再三向另一方说明就可说明清楚的。除非这个人拥有同样的学识、才华与经历，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缩小这种差距的方法还是有一些的，那就是沟通专家们经常讲的“同理心”，就是说要善于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由于前面所说的，因为两个人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即使有了良好的同理心，还是不可能做到完全理解的。

怎么来进一步弥补这种缺陷呢？我想，这个时候就需要宽容与尊重了。在很多时候，我们不必也不需要强求两人总是一致，只要大的原则没有问题，保持差异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但生活中的现实往往是：很多人在这些方面往往做得不到位，因而酿成了许许多多的悲剧。更多人习惯的是，以自己的态度、思想和生活方式去要求别人，希望别人也做得与自己一样；或者，当差异不同出现是，第一反应就是发火，来情绪，或者责怪对方。这样一来，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什么是幸福？很多人都盼望幸福，但对此却缺乏必要的思考。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以为，幸福就是在必要的物质条件有保障之外，能够在精神上得到满足。这种精神满足的来源，有大自然，有书籍、戏剧、影视作品，有与家人、朋友、爱人的交流等。前面的两种，对象是静态的，具体的体验如何，更多地还是自己个体的作用。而后面一种呢，离不开与人的互动，对方也是动态的，因而，学会如何与动态的对象－－“人”进行沟通，绝对是获得幸福的第一要义！
为什么当今社会的离婚率如此之高？有人说与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财富有关，有人说与金钱至上的观念有关，还有人说，与个人面临的诱惑太多有关。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与个人自我的修养、个人自我的素质下降有莫大的关系。

可能会有人不认同我这个观点：奇怪了？现在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与过去比，那可是提高不止一点半点啊，为何素质还是下降的呢？

是的，从单纯的知识接受度上来讲，现代人与过去的人相比，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可是，知识与素质，是完全两回事。现在社会上有太多的人认为：信仰啊是空洞的东西，那是统治者骗人的玩意。而真正的经历过很多事，幸福感强的人却深深地了解：信仰其实是与自我的幸福关系密切的一件事。具体为什么是这样，但将来有机会再撰文谈谈。另外，在年轻一代身上，除此之外，还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错把个人主义精神，唤起自我认同意识当成“以自我为中心”了。

你想想：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不就是人拥有精神世界，具有思考能力么？信仰作为人的精神世界最核心的部分都不存在了，人的素质高，从何谈起？还有，人与人沟通最需要的“同理心”“宽容心”与变得稀缺了，素质能高得哪里去？
每个人都在拼命地追呀追呀追，绝大部分的时间，追的是什么呢？金钱和自己的某种私欲而已，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就象两只要到不同地方去的“刺猬”，初期呢，可能因为新鲜感等还会相互有些好感和吸引，时间一长，自然而然想分开了。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利益的纽带已经越来越不牢靠，因为无论男女，都有机会和能力来解决自我的生存问题。而精神的纽带，必须依靠共同的信仰、个人自我的修养来打造，失去了这一点，幸福恐怕也就无从谈起！

我以为：幸福来自沟通！来自自我素质的不断提升！这恐怕是真诚想追求幸福的人们，必须得认真思考的一件事。

 

 

 

 

 郭娟=文

陈果显然是被媒体问烦了，一共就那么几个问题翻来覆去地说，他又是个口无遮拦的人，说多了还不让报，那还说它干吗？可他又是回归十年那么“恰当”的一个采访对象，脑门上写着个“香港制造”的大标题，而制造《香港制造》的1997年，也恰恰是他电影事业的真正开始，这十年，于他，于他的电影，他的香港，似乎都太应该在此时此刻做个总结。我并没开口，但他已经开始用“我这十年”说话。 他这十年马不停蹄，“香港三部曲”、“妓女三部曲”一路拍下来，直到2005年拍完《饺子》，那个片子多少有些商业，他说，因为资金等等的问题，不过他还是用了独立电影的办法去拍，何为独立电影，他也不加以说明，反正认定了自己所拍就是。1993年那部最早的导演作品《大闹广昌隆》现在有时还被电视台拿出来晒晒，每每就有好事的朋友打电话，陈果，你那个烂片又在电视台放了，他笑，又一转说，其实不是个烂片。四年后的一切已经初现端倪，他有他的偏好和坚持。 不过经历却是段落式的，拦腰一截，做了好多年的副导演，要不是下决心推了许鞍华《半生缘》的活儿，也成就不了《香港制造》，陈果说，那一年，他觉得是他的时候来了。 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神来之笔”，陈果说说得玄一点就是老天在帮忙，中秋和阿珊在坟场一场，突然就天降大雨，一众人躲在车里正愁着，坟场里升起了大雾，前面分明是个阳光普照的镜头，他说不管，就这么剪接了进去，不合逻辑的，非现实的，他得意，说太美了。 他开车带我们去太子道附近的一家茶餐厅，没车位了，便大剌剌地把车停在路中间，我说这都行啊，他也不理，径直往店里走，直到聊到一半有人在外边骂他挡道，他才跑出去。茶餐厅的格局照例局促，冷气开得足足的，从他背后的镜子里看得到外边湿漉漉的霓虹招牌和匆匆飘过的各色雨伞，这街景他再熟悉不过，他的工作室就在附近的某个二楼，他说这条街小姐很多，常常在茶餐厅里等生意，一个电话过来起身就走。这情境后来就出现在了《榴莲飘飘》里，这么一个看上去不吝的人，对生活的观察却是一点不含糊，视线在小街巷和破败的木屋区来回搜寻。扛着机器去拍黑社会的时候心里也是怕的，可是拿DV未免太容易了，他较着这样的真，把镜头伸向那些餐厅里坐到深夜的古惑仔在白晃晃的灯光下倦怠的脸。 他说《细路祥》也是太子道啊，就在旁边那条街。唐楼、冻柠檬水、脏水坑，新马仔和小人蛇，那些旧人情，那个脏乱差又满是细节的香港，他当然不是个写实派，他有那么多的主观，可谁敢说代表了一个真实的香港呢？香港，就在各种变形的影像里被了解和误会。不那么讲理的话，已经能把这城市拍出切肤之感了，缺少些知识分子的自省又如何？何况眼前这位心里也分明是装了一个“他城”，睁着眼睛在看，往往就没有顾忌地直抒胸臆了。 《去年烟花特别多》里有那么多的情绪，故事一波三折，够戏剧化，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虚构。解放军进城的影像好多是7月1号当天拍的，那天下大雨，他们带的胶片都是daylight，硬拍出来，一片灰蒙蒙加上混乱，用了，也合适了戏里种种的纷乱和不确定。他还不罢休，让一群警察扑向一个抱了西瓜的少年，说当时可不就是那么紧张，一边认真，一边又好像是有意在玩笑。 家贤爸爸劝他加入黑社会，说回归就是换个老板嘛，共产党以前不也是社团来的，劫富济贫，挺好。这种话也就好在电影里出现。陈果说中央电视台采访他，他刚说中国如何，立刻被纠正，得说内地，说真的，社会结构都在变，大陆的人没有从前淳朴了，香港就更糟，那么多拍马屁的人。他的妓女三部曲没拍完，因为第三部想拍“红色娘子军”，从前铁幕国家里出来女孩子，前苏联的，南斯拉夫的，跑到中国做妓女，但实在太敏感了，也一直没开始，虽然这两年一直在休息，但电影总还是要继续拍下去，也许还要拍到内地去，像《榴莲飘飘》里东北那段，我说拍得真好，他一脸“早就知道了”的表情。 香港人说拍电影是“捞偏门”，旱涝不保的行当，想搞垮个把朋友，就拉他们给你的电影投钱。陈果自喜，每部片子还算有盈余，独立电影也不见得是往绝路上走。不过哪里有钱去做青屿大桥放烟花那样的大场面，那天无事，拉上李灿森到海边，李也不明就里，导演说你就在人群里走吧，后来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李灿森走进人群，开枪杀人——一个补拍镜头，烟花爆裂的声音遮住枪声，李灿森离开人群，他的表情平静游离，已经不是那个满头大汗的少年中秋，他的人物都跟着电影长起来了，一环扣一环的，彼此匆匆擦肩而过，在香港市声嘈杂的街道上。

 

郭娟=文

香港几乎是全面禁烟了，无论餐厅、咖啡馆、酒店，甚至街道。许鞍华说她现在差不多每天都来铜锣湾这家酒店地下的酒吧，这是她能找着的惟一可以随意抽烟的地方。服务员过来打招呼，是老顾客了。

一路过来她给我指点着铜锣湾的这些小店铺，她说她常来这边买衣服，告诉我哪些是香港本地的牌子，哪些贵到没有必要进去看，夏天的衣服不要超过两千块吧，她说。我问起她平时的生活，她说我其实不是个典型的香港人啦，典型的香港人是可以同时干好多事情的，看电影时可以同时打手机，听Mp3，一天约会六个人，再塞进去两个就觉得自己赚了，可以吃这顿饭的头再赶下个局的尾，“看电视就是不停地换台，连我妈都是。我觉得这不好，已经变成常规了，其实有些人你不必见，这是我的观点，他们就觉得我很老，没有机动性。”当然香港也有香港的好，合作精神，人之间的尊重和距离，职业化，这些让她觉得舒服，“没有一个单一的人可以代表香港，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各种政见，各种态度。”

说电影

“再说以前的事情，我觉得好累”。

她在很长的一段对话后的间歇说，因为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好奇心和不断的发问，她很随和，说了许多，不时被我们的问题和意见逗得大笑。我们问起“越南难民三部曲”， 抱着一种社会学式的关怀——你是很早意识到用这种方法同社会发生关系吗？她说没有啦，她69年在港大毕业，去英国念了电影，对社会的了解并不多。回来后电视台找她拍一些写实和紧贴社会的东西，很自然地接了这个工作，刚开始拍便衣警察（CID）时连什么是CID都不知道，然后是廉政公署的宣传片，拍的时候很好奇，搜集了不少资料。越南难民的故事也是有人找她来拍，从第一部《来客》到《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搜集的资料都用了上去，“其实不是一个计划，很多是人家拿了题材给我来拍，所以后来有了三部曲，我自己都有点莫名其妙，都是机缘巧合”，她说，“不过也是我个人的选择。”

她对那些旧事的描述都很平淡，没有太多历史风云和大悲大喜，她爱用“机缘巧合”来形容，但每一步的选择，又都非常坚定。

他们曾被称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一代，都是电视台的同事，私底下也是朋友，她说其中徐克和谭家明可能是真的有创意的两位，是真正处心积虑，用了艺术家的态度来表达，对于她，是个更浑然的过程，“一直沉浸在片子里，很少跳出来看，当然隔了三五年你要跳出来看一下自己做了什么，如果一直像影评人那样看自己的片子的话是不行的”。她说新浪潮的时期对她来说是个历史契机，自己也在想怎么样才能有一个继续存在的价值。

然后笑了，说每次跳出来看就觉得好烦啊，不是人过的日子，在里边一直不停地做还有些乐趣，拍电影是有些疯狂和不合逻辑的，节奏快，压力也大，面对的很多都是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她受的是精英教育，但拍电影反而是一个去精英化的过程，尽量本土化，尽量不谈概念，组里的人不接受你谈概念谈美学，那就找到一种合适的工作方法来沟通。

就是不喜欢好莱坞那种，她说，什么都是想好的，随便哪个导演来拍都可以，“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要到拍完之后才想，哦，原来我是喜欢那么拍的。我根本不能忍受都设计好了再去拍，那时已经不想拍了。”

“就是你的气质跟当时的那个气质、规范都交流得很好，要不就是你建立另一个规范，不然你就在那个规范里边努力地生存，所以这么多年我已经不怕了，你就找你的东西，然后找最好的方式去做。”

去大陆拍片子，二十几年前她就去过了，只是现在大家意识到合拍不能以香港为主，要兼顾大陆市场，但什么能拍什么不能，还都在试，《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略微变形的人物形象也是在试，香港对内地的浪漫化和误解同内地人对香港的误解，都存在，贾樟柯可能要拍香港，好事情，试吧，可能有新的东西出来。

说到香港电影为什么下滑，她说真的不要问我啦，被问得头痛，很多时候是资金的问题。都说香港电影差，光说是没有用的，想办法吧，就像在大陆面对审查，每个地方都有规矩和问题，现在大陆很多人已经选择在审查前自我审查了。我问她怎么看娄烨的《颐和园》，她说她之前也有怀疑，是否拿了政治和性去争取暴光率，看过之后觉得不对，“他是从一部分学生的角度去看，反而是一个很个人的看法，很早以前的一种说不出来的忧郁跟躁动。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拍戏很像，我们拍戏，没有想把一个政治的目标弄得很清楚。” 戏里那些性，她觉得是非常诚恳的东西，不是唯利是图去挑战规范，可能表达上还有一些问题，都是在试。“他在表达一个不是那么具体的东西，可能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表达出来才知道，所以我非常佩服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感受考虑清楚，不一定是对的，可能你自己的感觉你都不知道，过了很久才知道当时的时候尊重自己的感觉就是错不了的。”

“旁观者都会觉得导演和演员都像马一样，状态好不好啦，这趟赢了，人生不是这样子的，人家这样看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你自己不能这样看的，你老是站在旁边看自己怎么跑你不用活了，这个可是想了好久才想通的。”

我说怎么办，写出来也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许鞍华，她说没有关系，写人物跟拍电影一样，总是要夸大某个方面来营造一种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但又要写实，所以就难。